商鸿生，1981年入党，我国著名的植物病理学专家，主要从事小麦病害和植物免疫学研究，承担过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研究项目；曾担任西北农业大学副校长和武功农业科研中心协调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用心血浇铸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农科城的发展。

到艰苦的地方，将毕生所学写在中国大地

1965年，成绩优异、表现突出的商鸿生从沈阳农学院植物病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位于北京的农业部植物检疫实验所工作。然而在1971年，因为想去西北为农民农业做点事情，他主动从北京来到了位于陕西省武功县杨陵镇上的西北农学院。

由于研究生期间学习的是小麦锈病方向，陕西刚好是小麦主产区之一，又有西北农学院作为依托。当时杨陵的生活条件简陋，比较艰苦，但他却说：“苦是苦了点，但我就是搞农业的，这里我还能习惯，而且还有搞小麦条锈病研究的平台，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就这样，克服了种种艰苦因素，毅然到西北农村“开门办学”。

在课堂上，他担任植保专业本科生多门专业课的教学，还为研究生开设了《植物病理生理学》《高级植物免疫学》等新课，拓宽了学科领域，帮助学生构建起该领域的完整知识体系。在实验室和农田里，他和学生一起攻克着小麦病害领域的一道道难关。上世纪80年代初，测定了由中东、近东等地收集的普通小麦种质资源所具有的抗杆锈病和抗叶锈病基因，为合理利用这些种质资源提供了依据。通过系统研究，发现了小麦的高温抗条锈性，揭示了高温抗锈品种的表达特征和防病保产作用，为解决小麦抗锈性丧失问题和选育持久抗锈品种提出了一个新途径。他和团队成员利用人工诱变技术，揭示了小麦条锈菌毒性突变的主要性质，建立了多个突变菌系，用以测定接班抗源的抗锈稳定性。他还研究了北方小麦赤霉病的发生规律，制定了“黄淮流域小麦赤霉病监测办法”和分区预测指标，提出了“统防兼治”的控制技术，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我就是想用自己所学专业为国家做点贡献，这和我在北京，在农业部岗位上为咱国家做事情是一样的嘞。”从年轻力壮的热血青年到满头银发的耄耋老人，从繁华都市到西北农村，商鸿生将一位普通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化作了为农民、为庄稼保驾护航的淳朴行动，也将毕生所学而得的珍贵成果，写在了祖国大地上，写进了农民的粮袋子里。

挽起袖子，为党承担更多的责任

1981年商鸿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更多的责任。1988年，经过多方奔走与协调，组建了西北农业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室。1991年，他担任西北农业大学副校长并兼任干旱半干旱研究中心主任。“我们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当时大家干劲都很足，但与其他重点农业院校相比还是有差距的，没办法，就得努力啊，我们前辈为什么那么艰苦地努力？不就是发展西北，发展农业吗？我又是党员，就得承担更多的责任。”在此期间，他充满干劲地花费了大量精力，积极组织和支持了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旱农项目、西藏中部地区农牧业开发和陕北油气田“菜篮子工程”等大型研究项目的立项工作，使西北农业大学的科研水平又上了一个台阶。

1992年，商鸿生改任陕西省武功农业科研中心协调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工作）、党组副书记，在此期间，以极大的热情，努力工作，投入到杨陵农业科研基地的建设，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相继建立了杨陵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国家杨陵农业工程中心，开展了国际农业科技培训，为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改变农科城的面貌倾注了大量心血。

笔耕不辍，为乡村农业再做点事情

退休以后，商鸿生发挥余热，继续担任研究生课程和研究生培养，直到72岁高龄才完全“退隐”。但他并没有享受闲适的晚年生活，而继续专著、教材和农业技术书籍的写作。至今已经出版了《现代植物免疫学》《中国农作物抗病性及其利用》《植物检疫学》《小麦病虫草害防治手册》《新编辣椒病虫害防治》等50余部，其中有的还获得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奖励和全国农业教育优秀教材奖。“我现在就写写书，当当顾问，为乡村和农业的发展再发挥点余热。”商鸿生笑着说。

学高以做植病事，德厚以启后辈人。从首都北京到西北农村，在艰苦的条件下，商鸿生带领团队将领域研究做到了先进水平。即使到了退休年龄，依旧老骥伏枥、笔耕不辍地将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后辈学生和农民。

编辑：张晴

终审：徐海